每经评论员 杨弃非
这个假期,淄博堪称顶流。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烧烤热度,在爆发性的旅游热情中愈加旺盛。数据显示," 五一 " 假期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约 20 万人次,知名 " 打卡地 " 八大局便民市场登顶全国景区 " 排队榜单 ";淄博站累计发送旅客超 24 万人次,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8.5 万人次,增幅 55%。
追逐流量的城市,纷纷开始造访淄博、" 拆解 " 淄博,思考复制淄博的可能性——目光最后落在 " 地摊 " 上:两年前,淄博政府曾在多个区新增 66 处早市、夜市及便民疏导区,允许当地市民 " 练地摊 "。在外界看来,这一举措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了伏笔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近日,新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,拟于今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、布局合理、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。
消息一出," 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 " 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。不少人将之与淄博的走红关联起来,有网友点评:" 淄博的烟火气、烧烤味,一线城市同样也该拥有。"
其实,早在去年底,上海已先一步立法,允许 " 有序设摊 ";今年初,北京提出 " 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 ",也曾引发相关联想。随着一线城市纷纷 " 放下身段 ",有关城市如何对待 " 地摊 " 的问题,再次引发讨论。
4 月 29 日,游客在淄博市一家烧烤城吃烧烤 新华社图" 烧烤摊 " 的隐喻
追捧淄博烧烤,追捧的是什么?
舆论已给出诸多答案。" 小饼烤炉加蘸料 " 的特色 " 三件套 " 似乎说服力不足,有人辩称徐州才是同类烧烤的发源地;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,难以解释淄博成为新一个网红 " 神话 " 的奥秘。
视线进而被投向赶往淄博的人身上。有人追溯源头发现,淄博烧烤的第一波热度是今年二三月份开始,由大学生从外地坐高铁前来撸串而引爆全网。
大学生为何能成为 " 流量缔造者 "?事实上,不止是淄博,大学生 " 特种兵式旅游 " 正带动曾经的 " 小透明 " 城市接连出圈。有分析认为,这是因疫情被压抑消费的集中释放,大学开学后,返校的学生陆续结伴外出春游,开始了集体 " 消费狂欢 "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们需要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 " 仪式感 "。淄博烧烤这种大家围坐、大口吃肉的 " 地摊 " 美食充满城市烟火气,恰好能构成他们对生活想象的投射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," 地摊 " 总与浓烈的市井风情相关联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挑担的、支摊的、吆喝的来往错杂,令北宋繁荣的街巷经济跃然纸上,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,也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传世佳作。
更难得的是,如同淄博一般地摊扎堆的景象,并非随处可见。
就在淄博烧烤热度上升的同时,山西晋城却因 " 禁止露天烧烤 " 引发关注。一时间," 烧烤能造成多少空气污染 "" 露天烧烤应该一网打尽吗 " 等声音不断发酵。
淄博也曾为 " 地摊 " 烦恼。据当地媒体报道,为了解决地摊占道经营、噪音扰民、环境污染等问题,自 2015 年开始,淄博下大力气引导露天烧烤 " 三进 "(进店、进院、进场)经营,并使用无烟环保炉具。到现在,淄博独具特色的 " 烧烤大院 ",容纳了大量过去在街边游走的烧烤摊,并被统一管理。
有统一管理,也放开准入。2020 年,在全国 " 地摊经济 " 浪潮下,淄博曾公开允许市民 " 练地摊 "。在今年初的新闻中,当地仍坚持 " 在划定区域内严格按照定时间、定地点原则 ",引导商贩有序限时经营。
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,淄博市政府允许烧烤摊上街,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,这也促成了 " 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"。
大城市的 " 阴影 "
对于淄博这样的城市,为 " 地摊 " 守住一方土壤弥足珍贵,对于多样人口聚集的大城市,作出类似的抉择颇为艰难。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" 地摊经济 " 的两面性,即解决就业的同时,给城市带来 " 脏乱差 ",甚至被一些城市称为 " 牛皮藓 "。在 " 文明城市 " 测评中," 占道经营 " 也被列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面指标。
2020 年,中央文明办曾在当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,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。
但当时,一线城市是否应该跟进 " 地摊经济 ",仍然引发不小争议。央视财经发布的评论指出,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,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、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,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 " 地摊经济 " 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,看似能解一时之急,但如果此风猛吹,后患无穷。
那一线城市是否不需要 " 地摊经济 "?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。到 2020 年末,深圳还有 70% 的人住在城中村,大量流动人口以低廉价格解决居住问题。每天清晨,摊贩们都会沿城中村墙根排开,满足民众各种生活所需。
上海更是在几个知名夜市被接连取缔后,陷入 " 夜上海 " 的本体性迷失当中。曾在夜市中寻找上海市井风情的人们,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小吃摊,更难寻露天、摩肩接踵、物资与信息交换等要素齐备的社会体验场所。
但上海的例子,可以呼应一线城市的难题。
作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聚集区,彭浦夜市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一度达到上千家,在两条马路上绵延 2 公里。然而,食客所乐见的浓烟和噪音,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巨大反弹,二者矛盾难以消解。这也成为压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—— 2013 年,彭浦夜市成为被消灭的 " 负面典型 "。
大城市的声音更为多元,治理更为复杂,面对类似的问题也更多。公开信息显示,彭浦夜市此后被 " 升级转换 " 进一个 " 美食广场 " 当中,并被外界称为上海首个 " 正规马路夜市 "。但有媒体采访了解到,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,并且限于广场对餐饮业用火的严格要求,大部分餐饮摊贩并未搬入。
去与留的新解
眼下,一线城市的难题已不仅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。面对日益挑剔的外来人才的需求,对地摊的 " 一禁了之 " 显得更加不合时宜。
在有关淄博的讨论中," 大学生 " 的出现频率极高。《中国青年报》一则评论提到,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,抓住了年轻人的 " 胃 "。而在 get 到年轻人的 " 打卡 " 热情后,淄博的各项行动,更展现出其服务年轻群体的信心和能力,抓住了年轻人的 " 心 "。淄博一系列举措,正释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 " 青年味 "。
而淄博烧烤的 " 平价、好吃 ",和与三五好友共叙的场景,则击中了大部分年轻人最基本、最质朴的生活向往。
反观上海、深圳等城市,上海被认为是 " 平价美食荒漠 ",大部分本地餐厅价格偏高,而深圳则因历史较短,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础。地摊不失为其打开局面、重新靠近年轻人的载体。
眼下,两座城市都迈开了第一步。据马亮分析,一般看来," 地摊 " 属于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。由于 " 地摊经济 " 的灵活、多变和原生态特质,无法套进一个标准化的 " 模具 ",也难以将其纳入正式体系当中,或者按照正式规则管理。
通过立法,非正规的地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间,进入更阳光化的语境当中。如马亮所说,它事实上让 " 地摊经济 " 的治理回归到多方互动磨合的关系当中,大家首先对于哪些是底线,哪些能商量有共识,并经过不断摸索、往复,让监管部门认为能达到要求,消费者觉得方便,摊贩能够拓展业务,由此形成一个相对规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。
而即便有淄博现成的经验在前,这个过程也难以被缩短。在马亮看来,城市对于地摊的发展策略,应该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,不仅需要因城而异,不同的地区、街道都应该有不同的解法。
事实上,关于地摊,一直存在两类不同的解法:如新加坡一般,将小贩引进邻里饭食空间—— " 食阁 ",不仅发展成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,成熟的小贩文化还被新加坡成功申遗;抑或如中国台北、泰国曼谷一般,在街头划定特定流动摊贩区域,在给定时间允许其经营,并被标进地图。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下,二者均得到了有效的发展。
回过头来说,通过入驻大院,淄博让烧烤摊走向兴盛,但在上海,类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见效。马亮认为,一个重要的问题是,能否给基层执法人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,实现动态监管,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。由此,让现有条例中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落实、细化,并可能进一步形成成文的条例、制度或规则。
每日经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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